儋人運甓畚土以助之

　蘇東坡於宋哲宗紹聖元年被人告以“譏斥先朝”的罪名被貶嶺南，“不得簽書公事”。於是，東坡先生流連風景，體察風物，對嶺南產生了深深的熱愛之情，連在嶺南地區極為平常的荔枝都愛得那樣執著。

　　紹聖二年四月十一日，蘇軾在惠州第一次吃荔枝，作有《四月十一日初食荔枝》一詩，對荔枝極盡讚美之能事：“……垂黃綴紫煙雨裏，特與荔枝為先驅。海山仙人絳羅襦，紅紗中單白玉膚。不須更待妃子笑，風骨自是傾城姝……”自此以後，蘇軾還多次在詩文中表現了他對荔枝的喜愛之情。例如，《新年五首》：“荔子幾時熟，花頭今已繁。”《贈曇秀》：“留師筍蕨不足道，悵望荔枝何時丹。”《〈和陶歸園田居六首)引》：“有父老年八十五，指(荔枝)以告餘曰：‘及是可食，公能攜酒來遊乎?’意欣然許之。”《和陶歸園田居》其五：“願同荔枝社，長作雞黍局。”《食荔枝二首》其二：“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

　　其中“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二句最為膾炙人口，解詩者多以為東坡先生在此讚美嶺南風物，從而抒發對嶺南的留戀之情，其實這是東坡先生滿腹苦水唱成了甜甜的讚歌。

　　不錯，從一些現象上看起來，蘇軾在嶺南時的心情與初貶黃州時相比，確實顯得更加平靜，不見了“空庖煮寒菜，破灶燒濕葦”的失意與苦悶。《宋史》本傳說蘇軾在惠州“居三年，泊然無所蒂介，人無賢愚，皆得其歡心”。貶為瓊州別駕後，居在“非人所居”的地方，“初僦官屋以居，有司猶謂不可。軾遂買地築室。獨與幼子過處，著書以為樂，時時從其父老遊，若將終身。”蘇轍《東坡先生和陶詩引》介紹： “東坡先生謫居儋耳，置家羅浮之下……華屋玉食之念，不存於胸中。”蘇東坡在嶺南時，除了關心自然風光和民情風俗以外，還與出家人交往頻繁，詩文中就留有很多與僧人唱和的作品。這一定程度上確實表現了避世意識。

　　我們實在無法相信蘇東坡這樣具有強烈社會責任感的仁人志士會避世遁俗。有一件事實很能說明這個有趣的問題。

　　晚年的蘇東坡似乎很喜歡陶淵明，不厭其煩地和陶淵明的詩，並把和陶的詩專門編為一集。蘇東坡和陶淵明詩以居嶺南時為最多。從紹聖二年正月在惠州貶所到元符三年八月遷舒州團練副使，徙永州安置，在短短的五年零八個月裏，和陶詩凡四十四次一百餘首。東坡先生還自述其和陶用意：“平生出仕以犯世患，此所以深愧淵明，欲以晚節師範其萬一也。” (見蘇轍《東坡先生和陶詩引》)這仿佛在告世人：蘇東坡從此絕意仕途，欲效陶淵明歸隱園田，長作嶺南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