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元祐元年，太后垂簾聽政，召程頤為“崇政殿說書”，充任哲宗皇帝的射頻瘦面經筵官。程頤沒有馬上答應，而是上了三道論經筵的劄子，提出一個條件：“(臣)所言而是，則陛下用臣為不誤，臣之受命為無愧；所言或非，是其才不足用也，固可聽其辭避。”意思是說，如果太皇太后贊成他的觀點，他便擔任這個經筵官；如果不贊成，那經筵官一職還是另請高明。程頤到底想表達什麼觀點呢？非要這麼拽。程頤說：“臣以為，天下重任，惟宰相與經筵。天下治亂系宰相，君德成就責經筵。”即要求太后與皇上承認士大夫非常牛掰，既是培養君德的帝王師，又是治理天下的主體。潛臺詞是說，皇帝的作用還比不上士大夫哩。
但這句“天下治亂系宰相”，其實也不算是什麼“出格”言論，而是宋代士大夫的共識。宋人認為，君臣“各有職業，不可相侵”，君主是國家的主權象徵、儀禮代表、道德模範，君主當然也具有至高無上的地位、最高的權威，但君主不親細故，不插手具體行政，治理天下的權力應當委託給以宰相為首腦的政府。蘇轍說：“臣聞宰相之任，所以鎮撫中外，安靖朝廷，使百官皆得任職，賞罰各當其實，人主垂拱無為，以享承平之福。”陸九淵說：“人主高拱於上，不參以己意，不間以小人，不維制之以區區之繩約，使其臣無掣肘之患，然後可以責其成功。”表達的都是同樣的意思：君相分權，虛君實相。
從程頤最後還是欣然受命的結果來看，朝廷顯然是認同“天下治亂系宰相，君德成就腸道益 生菌責經筵”之說的。但程頤的“天下治亂系宰相”，卻讓後來的清朝皇帝乾隆感到特別不爽，專門寫了一篇《禦制書程頤論經筵劄子後》駁斥程夫子：“夫用宰相者，非人君其誰乎？使為人君者，但深居高處，自修其德，惟以天下之治亂付之宰相，己不過問，幸而所用若韓(韓琦)、範(範仲淹)，猶不免有上殿之相爭；設不幸而所用若王(王安石)、呂(呂惠卿)，天下豈有不亂者？此不可也。且使為宰相者，居然以天下之治亂為己任，而目無其君，此尤大不可也。”在乾隆看來，以“天下治亂系宰相”自許，那你將皇帝往哪里擺？你眼內還有皇上嗎？
乾隆推崇的是皇權獨裁：“乾綱獨斷，乃本朝家法。自皇祖(康熙)皇考(雍正)以來，一切用人聽言大權，從未旁假。”他當然不允許士大夫自命為治理天下的主角。但自鳴得意的乾隆一定想不到，清代統治的這一專制本色，恰恰構成了晚清時期的“君主立憲”轉型的最大障礙，最終導致革命因為堰塞而崩決，一發而不可收拾。
還有一位宋代的士大夫也讓乾隆感到不爽。慶歷年間，“提舉進奏院”的蘇舜欽將進奏院的舊學位 澳洲 酒店報紙賣了，換成錢存入小金庫，然後請了幾位同僚與文友，集體去喝花酒，其中便邀請了“集賢校理”王益柔。不想這事讓臺諫官知道了，他們認為蘇舜欽挪用公款，對喝花酒一事提出彈劾，並展開調查。這一查，又查出了另一宗事：王益柔在喝花酒時，乘著酒意，做了一首《傲歌》，其中兩句說：“醉臥北極遣帝扶，周公孔子驅為奴。”在那個時代，這是非常“反動”的言論。當時的禦史中丞王拱辰又恰好是蘇舜欽一派的政敵，因此王拱辰便拿王益柔大做文章“力言益柔作《傲歌》，罪當誅”。
不過，樞密院副使韓琦很反感王拱辰的上綱上線，他對宋仁宗說：“益柔少年狂語，何足深治？天下大事固不少，近臣同國休戚，置此不言，而攻一王益柔，此其意有所在，不特為《傲歌》可見也。”暗示王拱辰等人猛烈抨擊王益柔是出於黨爭。王拱辰想將“進奏院案”做成文字獄，但最後案子還是按經濟腐敗案進行處理：蘇舜欽因監守自盜被“除名勒停”，即開除公職；王益柔被奪去“集賢校理”之職，貶到複州當一名稅官；其他參與喝花酒的官員也分別被降職。但這個處理結果，讓乾隆覺得不爽。
